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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价值冲突的解决之道，须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深入。然而，在一元价值统领下的古典秩序被打碎之后，现代社会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势必导致各种平等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因现代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而趋于激烈①。

那么，该如何理解和谐价值？笔者认为，和谐是以一种容纳冲突、积极面对矛盾并求得和而不同的姿态，阐明了对于稳定秩序的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达致上述三大目标的路径保障。综上，作为未来改革的宪法基础和方向，宪法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宪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人们往往将中国宪法置于西方经典宪法的光环下，进而漠视了中国宪法本身蕴含的中国宪法原理和思想体系。[11]由此可见，社会核心价值所具备的与社会发展的强大互动功能，及其自身所拥有的自我调整功能，在宪法和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一条桥梁，由此极大地缓解了宪法稳定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在高速变化的转型时期，这种作用分外凸显。价值中立看似公正无偏，实则回避现代国家应当担负的价值引领使命。

而在转型中国，各种非理性价值或价值异化掺杂其中，价值困境更为深刻。虽然现行宪法业已在文本上全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仍存结构局限，有鉴于此，应采取妥适路径，实现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在此之后，此一脉的行政法学在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基础上，统合同类方式的行政活动，形成了行政的行为形式理论。

但是，由于发生机制不同，如前所述，德国等欧陆国家行政介入社会的方式由秩序行政而福利行政，继而进入当前的保障行政阶段，此刻作为秩序行政功能核心的警察行政，业已发展成熟完备甚至成为法律控制密度作为严格的领域。但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才刚刚起步，尽管如此，此时社会保障行政与生存权的关系、公共服务民营化之后相应领域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分配规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是行政法学必须面对的。在方法一致的基础上，这些各论中的行政法建构，理论体系本身适用着总体的体系，只不过在名称上冠上该领域的名称，如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等。同时，法治国家在进行主权干预时要受一般法律的约束，并且在法律应用的具体情况下接受独立法官的审查。

概括而言，当今在构筑行政法理论体系时，下述两方面的变化，已经成为必须考虑的内容。这样就会形成另一种各论，即作为与总论不同的，作为特殊法的行政法学各论。

自此开始，在组织规范的层面进行分类的学术尝试一直在持续发展之中。中国行政法学面临着多重的学术任务，一方面其尚未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即理论内容本身尚未达将行政法提升到价值统一性和逻辑一致性的层面。日本战后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其中的两个相关学术走向，其一，行政法总论的基础是依据宪法上的法治国家原理与权力分立原理，那么，行政法学各论应该将各个单个的宪法权利予以体系化。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针对特定行政领域所需处理的，是属于无法由行政法学总论概括的特殊法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只要在学术上坚持采用上述迈耶法学方法，就能最终把此概念抽象至与（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具有同样统合程度的核心概念。当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不能观察到一些将此概念进一步抽象，或者寻找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的尝试，例如近年来行政法教科书中出现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等概念，至少在形式上脱离了具体行政行为外形。早期的行政法教科书所展示的学术体系中，其内容有涉及各论的部分，如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论》。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学术业已成熟的主张和框架作为起点，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尽管部门行政法这项概念的定义并不确定，但其中之一的定义方法就是紧密与行政组织的职权结构相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学者在教科书中使用行政决定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学界或多或少意识到了作为实定法律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难以承担法学概念应有的抽象功能。

因此，一方面应该关注的是中国行政法学能否形成如德国行政法那样不受实定法秩序影响，并获得普遍承认与遵守的，包含法概念、制度、基本原则的整体教义，另一方面，这项工作还不可回避地需要纳入对于政策目的的讨论。从过去存在的行政法学各论的情况看，其构成方法有别于总论所采用的行政的行为形式，各论的基础是行政目的。

因此，在中国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时，警察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城市规划与建筑法、公务员法与环境法、社会行政法、学术法和经济行政法具有同样重要的位阶，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和发展必要性，彼此之间不应存在传统既有的或者是现今新兴的关联领域之区分。但另一方面，就法学意义本身而言，如何对相应的实定法上的行政机关职权进行抽象归类，尤其是按照怎样的标准进行抽象归类，这决定着各论构建的结果走向。概而言之，未来无论从何种角度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都应该兼容法解释功能与承担政策目的的制度设计功能。例如，使用行政处理概念的学者指出，行政处理概念实质上是狭义行政行为的代名词，更确切地说，也会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文借助阿斯曼的理论框架，只是尝试为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奠定第一步的基础。这里尚需指出的是，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至今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就理论体系建构而言，可以说整体上还停留在探索的开始阶段，远非欧陆法治发达国家那样持有逻辑缜密、学理充实的学术体系，更谈不上因这类学术体系发展至僵硬化而须凭借法学的外部知识进行突破。

而这样的概念及其体系所表现出的特征，一是舍弃行政活动的目的而依据其对外效果进行分类，二是行政活动被分解为行政过程中的最小单位，以此适用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在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同样是在职权对应型的框架之中进行的各论建构尝试，但与上述仅仅整理实定法中的职权规范不同，这种行政法学各论建构的探讨进入了对特定行政领域中的行政活动如何进行特征概括的学理探究，同时其又关注行政法学总论理论与该领域中的特定行政活动直接的关联性。

因此，依照构建总论的法学方法，在同一方法之下难以形成法学意义上独立的行政法学各论，各个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只是适用总论设置的抽象解释规则的对象。当过滤出了实定法中与既定标准不同行为形式的行政活动，便会形成特殊法的事项。

行政任务概念的导入，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在关联领域中讨论具体的行政任务并由此抽象出可以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以此可以为公共政策目的进入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制造一个入口，从而将行政规制等内容整合入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本身之中。警察法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法律制度化如此，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规划法建筑法如此，行政组织对构成员自我管理的公务员法也是如此。

在各论层面上所需进行的学术抽象作业，肯定应该包含将这两者的整合，而建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之时，这两者理应被统合其中。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偏重与司法对应的概念，在内容上过多地反映了行政诉讼法的需求，而导致自身缺乏实体性的法理内容。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处于学术探索阶段的教科书在尝试创设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尽管所用名词表述不同，但也会设置类似于（德国法学上的）行政行为这样的高度抽象的学术概念，凭此统合行政活动整体特征及其相关的内在逻辑的学术思路已经显现。另一方面又必须针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复杂化的问题，直接进入各个具体的行政领域进行理论归纳尝试。

总之，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已经不可能全然按照既有的法学方法进行抽象建构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只限于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基本不触及行政法学与相应国家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后者是一个更为有价值的分析方向，且在发展中国行政法学方面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主题，但在现阶段只能暂时将其另文讨论。

这是因为阿斯曼的如此设计所面对的社会和行政制度问题，中国也同样存在。在基本概念的选择方面，中国行政法学所处已远非迈耶的行政法学起步时代，已经处在无法预设一个唯一核心概念（如同奥拓·迈耶的行政行为概念）作为最高位阶的概念，以此统领所有其他基本概念并支撑起整个学术理论体系，而且现实的学术发展中也已经出现位阶不同的各种概念。

这里，不仅与既往的学说一样，各论———即各个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法制度（包括其中的判例）属于构成总论一般性学说的素材———成为建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但更关键的是，在交互影响关系的框架中，各论不仅仅停留在素材的范围之内，或者是作为单向的被法解释的对象，而是积极发挥作用，促使行政法总论理论结构适应相应的变革。在此前提之下，与上述关联领域的功能同样，阿斯曼提出的利益、行政任务、行政类型和责任结构同样可以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

但是，这种具体行政领域中的制度发展则对应的是现实行政活动的需要，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必须适应抽象的理论框架。该法第二条直接创设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法律概念，构筑了该法在体系和运用方面的核心概念。概括而言，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所在的困境是，一方面已经无法在传统的法学方法层面上继续推进原有的思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或具有同样功能的概念已经不能完全承担体系统合的作用，无法将日益丰富的行政法现象纳入其中。这样的法制现状中，具体行政行为所应担负的功能必然会较之欧美国家的要更为繁多和更为复杂，而这些已经脱离了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现有属性所能承担的范围。

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形成方面，也深受上述法学方法的影响，因为迈耶建立行政法学的方法及其成果，其作用不仅仅限于德国自身，还深深地影响了大陆法系与德国相关一系的各个国家。围绕着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在随后的行政法制建设时期建立起了诸如《行政许可法》等等一系列行政法律规范。

因此，如何在纷杂的多元概念之间建立具有逻辑一致价值一贯的核心学术框架，并通过选择或设置一组基本概念来支撑起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学可以尝试的一种方向。（一）新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关联领域及交互影响关系 在寻找新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方面，我们不能全然不顾对中国已有影响的法学思考方法。

行政法学各论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原因之一就是对应这方面的特殊法问题。但另一方面，当关注的是行政活动的过程时，体现行政活动过程合法性要求的行政程序本身并不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尤其在现代行政活动的复杂性和连续性要求下，行政程序所对应的是同一政策目的之下的整个行政活动过程，因而无法将其截成断片以嵌入单个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要求框架之内。